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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. 【推荐阅读:常用JS函数】
【扩展信息:操作远程主机上共享的ACCESS】 多少年以来,我一直想写一本书,叫“丑陋的中国人”.我记得美国有一本“丑陋的美国人”,写出来之後,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.日本人也写了一本“丑陋的日本人”,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,他阁下却被撤职,这大概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不同.中国比起日本,好像又差一级,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,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,所以我始终没有写.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,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,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.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,在台北,听我讲演的人,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.就立刻不请我了.所以,今天是我有生以来,笫一次用“丑陋的中国人”讲演,我感到到非常高兴,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. 有一次,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,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,我问同学会会长:“会不会有问题?”他说:“怎麽会有问题?”我对他说:“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: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.又讲一个问题题目,那可是双料.”跟训导处谈过之後,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:“问题是没有的,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?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.”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.他问:“同意不同意?”我说:“当然不同意,不过你一定要改,只好就改.”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“丑陋的中国人”.我对他说:“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,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.”他慷慨承诺.结果讲过之後,把录音带寄来,只有开头的几句话,以後就没有了声音. 今年我六十五岁.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.我对他们说:“我活了六十五岁,全是艰难的岁月.”我的意思是:不仅仅我个人艰难,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.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,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,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,同你们谈“艰难”,你们既不爱听,也不相信,更不了解.我所谈的艰难,不是个人问题,也不是政治问题,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,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.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,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.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.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,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,永远无尽无期.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,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.柬埔寨.泰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,我们所讲的“中国人”不是国籍的意思,而是指血统或文化.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,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,到了那裹几天之後,不能忍受,哭着回来.她说:“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.”後来我到了泰国.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.好比说: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.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,假使你的衣服破了,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,你给她半碗米作为酬报,这就是商业行为,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,走到裁判所,问她:“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?”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,我除了难过与愤怒外,只有一个感慨“中国人造了什么孽?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?”前年,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,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,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,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,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,我们觉得很亲切,问她“你怎麽会讲中国话?”她说:“我是中国人,从越南逃出来的.”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,一面说,一面呜咽.我只好安慰她:“至少现在还好,没有挨饿.”在告辞转身时,听到她叹了一口气“唉！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！”我对这一声叹息,一生不忘.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,就是现在的东南亚,那时还是英国与荷兰的属地.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:“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.”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,无知无识,自生自灭,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.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.灾难更大.最使我们痛苦的是:一百年来,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.几乎全部归於幻灭.来了一个盼望,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,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,反而更坏.再来一个盼望,而又是一个幻灭,又是一个失望.... 下一页